文｜汪仲啟（社會科學報記者、博士）
　　小時候讀《史記》一直有個疑問：古時候讀書人極重名節(jié)，可殺不可辱，但司馬遷身受宮刑，慘絕人倫，他為什么不自殺？
　　據(jù)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記載，司馬氏的先祖（重黎氏）在三皇五帝時期就“世序天地”，到周代改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的太史公，他爺爺司馬喜，在漢初為五大夫�？梢姡�司馬氏是一個世代為官的貴胄望族，是傳統(tǒng)中國典型的“士”。而宮刑為肉刑之極，其給受刑者帶來的精神創(chuàng)傷甚至遠超其他刑罰，孔子曾說：“士可殺不可辱”。對于極重名譽的士人來說，遭受宮刑是奇恥大辱。
　　當時社會上的輿論氛圍，對于司馬遷也極為不利。司馬遷受刑兩年后得赦出獄，喜怒無常的漢武帝劉徹又招他做中書令，相當于中央辦公廳機要秘書，為皇帝貼身服務。有一天，司馬遷正在家中寫《史記》，就有人在外面貼了司馬遷的大字報，侮辱他說：“魚躍龍門變成龍，還看鯉魚雌與雄。假若非雄也非雌，躍上龍門也非龍”。此事發(fā)生后，司馬遷的朋友們說：“你這個德才兼?zhèn)涞乃抉R遷，為何非要進宮作‘閨閣之臣’，甘受此辱?”
　　無論從個人身份，還是社會輿論壓力來說，司馬遷完全有可能自殺，至少也應該隱姓埋名，從此淡出人們的視野，但他為何“茍且偷生”，還堅持要完成《史記》的寫作呢？
　　其實，司馬遷的心跡在他回復朋友們的勸告時已有所流露。司馬遷說：“不進宮怎知宮庭秘史？不和帝王將相打交道，怎知他們靈魂善惡?不應招，史書又怎生去寫？”可以說，司馬遷正是為了完成《史記》，才忍辱負重，堅強地承受著來自所有方面的壓力，茍活于世的。那么，《史記》對他來說為什么如此重要？
　　前文說過，司馬氏世代為皇家史官，倍受恩典，但到他父親司馬談手里似乎有點沒落的意思。他父親說，他們家“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這個話說得非常嚴重，似乎家族的榮耀到司馬談、司馬遷一輩要中斷了。父親在世時，有一年好大喜功的漢武帝組織人馬，到泰山封禪。在帝制時期，封禪是帝國最隆重的典禮，這么重要的時刻，史官通常是不容缺席的。然而遺憾的是，司馬談居然不在皇帝前往泰山封禪的隨同人員之列。司馬談感到，自己作為史官，卻不能參加這樣的盛典，實在是有愧于史家，有愧于司馬家門，有愧于天下。司馬談連連喊“命也夫，命也夫！”顯然心里難過至極。司馬談拉著司馬遷的手，哭著對司馬遷說：“汝復為太史，則續(xù)吾祖矣�！�
　　毫無疑問，父親的這種期待，讓司馬遷感到重任在肩，他無法自尋短路，必須完成父親的遺志。
　　在司馬遷看來，將父親的遺愿發(fā)揚光大，是“孝”最高表現(xiàn)形式。他父親曾經(jīng)教他：“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彼抉R遷認為，孝有大小之分，所謂生兒育女傳宗接代，只能算小孝；揚名立萬，光耀門楣，才是大孝。
　　在這一點上，司馬遷和孔子思想一脈相承�？鬃釉�說，所謂孝啊，就是一個人當他父親在世的時候，我們要從意愿和動機來判斷他是否真心對父母好（即“敬”和“色難”）；而當他父親去世了，就要看他的實際行動了。如果他能夠遵循父親的志愿，延續(xù)父親的事業(yè)，這就是真正的孝了。（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司馬談對司馬遷的期待，正是希望他“無改于父之道”，完成一個史官的本分。
　　不惟寧是，司馬遷對于自己的歷史責任感也非常清楚。有一次上大夫壺遂對司馬遷說，孔子在世的時候，沒有一個明君賞識孔子的才華，孔子去過那么多地方，都沒有地方真正應用孔子的學說，于是孔子只好退而著書立說。孔子寫下一部《春秋》，臧否天下之事，雖是空文，但卻能論斷是非，像帝王之法一樣，成為萬民的行為標準。你司馬遷對照一下自己的處境，應該要比孔子的遭遇好得多，你上頭遇明君，下得守職，圖書資料又豐富，條件那么好，不寫出點東西來，你怎么對得起自己呢？
　　司馬遷自己也感到，天將降大任于自己，理應當仁不讓。他甚至說，周公死后500年，生了個孔子，如今孔子死了也500年了，理應出一個秉筆春秋的大人物，司馬遷認為自己就是這個大人物的不二人選。他立下了“為往圣紀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鴻鵠之志。他要通過寫史記，讓自己同周公——孔子聯(lián)系起來，成為彪柄千古的人物。司馬遷在回答壺遂的詰問時說，“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名臣世家賢大夫之業(yè)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彼抉R遷不僅繼承了父親的遺志，更強調(diào)自己作為史官的強烈使命感。他認為自己是在用《史記》捍衛(wèi)史官的職業(yè)尊嚴。
　　司馬遷用他的作品超越了自然生命的限度，他也因此得到了后人極高的評價。東漢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我國修史，向來遵循“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的傳統(tǒng)。而同為史學家的班固評價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不啻于無上的評價。魯迅先生則將《史記》評價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可以說，《史記》因司馬遷而生，司馬遷亦因《史記》而永恒。司馬遷死后，《史記》中確立的價值觀活下來了，成為后世評價歷史事件的標準。以此觀之，司馬遷亦可稱為孔子沒世后500年又一秉筆春秋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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