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就像性禁忌，越是壓抑，就越是生產(chǎn)。
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弗吉尼亞伍爾夫曾經(jīng)說過：“心靈接受千千萬萬個印象……當他們降落，當他們構成星期一或者星期二生活的時候，著重點和從前不同了”她的想法，在中國作家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里得到了很好地應證。
從書本身特征上來說，大家普遍認可，《萬歷十五年》將看似枝微末節(jié)，易于被歷史學家忽略的小事，有序地聯(lián)系起來，于風調雨順的升平景象里，把看似普通的星期一或者星期二的一天看做生活的斷面，此時時空被拉回縮短，著重點更加細致，人物形象得以更豐滿立體的展現(xiàn)出來，我們更易找到那些微妙平淡的糾葛，成為日后天翻地覆的歷史誘因，由以證明政治的混亂實為人禍。而我個人閱讀后認為，這誘因，逃不開當時對人性的錯誤估量和錯誤控制。
以萬歷為例，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歷在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后的例子，明朝的由盛轉衰，可以說是從萬歷始。書中說，其動機是出于一種報復的意念，因為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后，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既有道德倫理，也有私心貪欲。這種“陰”也決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于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
在慣常以道德為主的評判體系中，一個皇帝不問政事顯然是及其不負責任的表現(xiàn)，那么他就理應承擔政局不穩(wěn)和國家動亂的黑鍋，這種陰、陽的說法，充其量只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借口。可是我們又同時質疑，皇帝作為一個表率，難道不能有任何屬于普通人的人性表現(xiàn)嗎？他是否有義務放棄自己的喜好和芥蒂，全身心的投入政事？是否他的一些滿足自己喜好的行為，就可以被省略進一步的考量，直接進行約束和斷絕？答案可能是不唯一的，但在明朝，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明朝作為中央集權高度集中地一代王朝，在雷厲風行的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帶領下，推行以德治國的方式，禮儀起巨大的作用�；实垡砸蝗硕�君臨天下，具有最高的權威，是天意所歸。天意必須通過億萬臣民的信念而體現(xiàn)出來�；实酆退�的大臣，經(jīng)常以莊嚴美觀的形式舉行各式各樣的禮儀，無數(shù)次的磕頭加強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義，而他親自主持各種禮儀，更表明他也同樣受上天的節(jié)制，即受傳統(tǒng)的道德所節(jié)制。
這種政治體制在明朝開國之初還有其客觀施行的可能性，洪武皇帝大規(guī)模地打擊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個帝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小地主及自耕農(nóng)為主的社會。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儉樸，要求文官成為人民的公仆。在這種風氣之下，人們心里的物質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標準，陰陽兩者的距離還不致相差過遠，充其量也不足以成為立政上的障礙。而皇帝與大臣們，為了維護這種虛無不實的禮儀基礎，也就必須壓抑天性，尊崇陳規(guī)舊俗。
然而到了萬歷這里，陰陽的差距被拉到前所未有的大，以道德立國的局面至此已不能維持。從萬歷不參與經(jīng)筵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經(jīng)過張居正事件之后，皇帝對各種告汗、爭論和答辯已經(jīng)不感興趣，他對一切都取懷疑的態(tài)度。書中說：他已經(jīng)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陰陽。他對廷臣要求他為堯舜之君的說法不加反對，因為這是“四書”中的準則，又是祖先的訓示，不容置辯�？墒且运�的聰明敏感，誰又能夠保證他在內心深處，沒有把這種要求當成臣下為他設置的羈絆？因此此時大臣們越是壓抑皇帝的個人訴求和激進想法，就越是引得皇帝不快，他的人性就像性禁忌，越是壓抑，就越是生產(chǎn)，終至不可控制，萬歷從此任性地不問政事，成了“活著的祖宗”，就像帶著鐐銬跳舞，不完全安分，但永遠也掙不脫。
而官員們也并沒有好到哪里去，由于朝廷俸祿的不足，官員們普遍賺外快，又為了某些政治目的，結黨營私。對此，張居正采取嚴厲的打壓政策，卻同樣壓抑不住，造成行政系統(tǒng)的內部不安，整個文官集團因壓力過高而分裂；而糾紛一起，實際問題又會升級成為道德問題，最終翻盤。他的繼任者申時行手段緩和許多，他所期望不過是“使不肖者尤知忌憚”，但同樣只是壓抑“陰”的一面，未徹底重視和解決。很明顯，如果把明王朝當作一個組織的話，在它開國時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將云集，個個能發(fā)揮才干，成長性極強，應變能力也強。而到了明后期，越來越壓抑個人欲望，文官政治越來越爛熟，最終導致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異族的興起。
我們無法簡單地斷定明朝的衰落究竟是因為技術上的欠缺還是體制上的落后，但是作為一個中央集權，他對于人性的盲目壓抑帶來的后果卻是顯而易見的。黃先生說：“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經(jīng)批評得很透徹。但是現(xiàn)下仍有很多西方人士，以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這種誤解，也待指摘�！� 比如西方所謂‘自由’及‘民主’，都是抽象的觀念。務必透過每一個國家的地理及歷史的因素，才行得通。“黃先生從歷史的角度，說出自己的預見。尤其是經(jīng)歷過文革等動蕩之后，對人性的重視和反思越來越顯得重要，因此，擺脫“社會強制就代表公正、就能自上而下的施加壓力”，擺脫以簡單地道德觀去看歷史看國家大事，認識到所謂的大事未必比所謂的小事更包含生活，認識到客觀理智的考量每個人的訴求的必要性，黃仁宇先生給我們做了一個典范。作者：胡婧茹 《萬歷十五年》讀書筆記、《萬歷十五年》讀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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