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來中國社會的思想文化經(jīng)歷了復雜而深刻的變化。 在這過程里，相繼有些文化人物如李澤厚、沈從文、巴金、周作人、張愛玲、陳寅恪、金庸、錢鐘書、顧準等，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他們不僅是分別的個人，他們的言談，關于他們的言談，若加以系統(tǒng)的考察，可以領悟歷史的深意。 對名人，有濫情的吹捧，有嘩眾的抨擊。而本書的用意，是通過評述名人來解析社會思想文化，也是通過關注名人來關注我們自身。 這本書的書名雖然很普通，但是內容卻值得我們閱讀和深思，這些熟悉的名字，但是未必是我們熟悉的人，讓我們一一走近他們，今天先從巴金巴老開始。 巴老給人的第一感覺是這個人一定是一個爽朗的人，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你一搜索巴金的圖片，映入眼簾的全都是他爽朗的笑，就如本文配圖所示。 巴金：人格的重建 其實對于巴金，大家應該并不陌生，即使沒有讀過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不知道覺新、覺民，中學的各種考試題中也會經(jīng)常出現(xiàn)他的名字。 在讀者心中，如果要談到巴金，對巴金稍有了解的人，大部分也只是止步于他的激流三部曲。其實巴金在晚年還寫了一本書叫《隨想錄》，內容樸實、感情真摯，充滿著作者的懺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譽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良心”。 在這本《隨想錄》中，巴金對自己的過去進行追思回憶，深刻反省，寫完這部全長四十二萬字的散文巨著，對于年屆八旬的巴金來說，不僅意味著工作的艱辛，它還是一次老人對自己心靈的無情拷問，是一次伴隨著內心巨大沖突而逐漸深入的痛定思痛的自我懺悔。下面分享兩段以饗讀者。 “奴隸意識的最大特征在于缺乏獨立思考的自覺與能力，習慣于以別人的意志為意志，以現(xiàn)成的思想為思想，這種思想惰性也有利于抵消充當幫兇者在道義上和良心上受到譴責的壓力，為實際上的叛賣行為制造掩護性的輿論。” “在我看來，覺新首先是個懦夫，其次又是一個清醒認識到自己悲劇性命運的懦夫。他絕不是愚昧麻木，“五四”新空氣使他和他的弟妹一樣，清楚地認識到封建家庭制度的罪惡、不義以及其必然崩潰的命運，但是他與他的弟妹們的根本區(qū)別在于，他本身又是這一行將崩潰的家庭制度的產(chǎn)物，他無法摔掉包袱，輕裝地前行�！� 雖然巴金的懺悔，讓很多人敬佩不已。比如蕭乾認為“巴金的偉大，在于敢于否定自己”。而本書的作者認為，巴金在《隨想錄》的懺悔，仍然是一種“懺悔的人”的懺悔，并未達到現(xiàn)代層次上的“人的懺悔”，就如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所表現(xiàn)的那樣。
從“懺悔的人”到“人的懺悔”不在于懺悔范圍的擴大或程度的加深，它們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qū)別�！皯曰谌说摹比耸冀K停留在具體的和階段的性的層次上的懺悔…… 而“人的懺悔”則是表現(xiàn)為20世紀現(xiàn)代科學成果在人對自身認識范疇的一種折射，表現(xiàn)為人對自身局限的深刻理解和感悟，這種懺悔的對象不是人，它指向個人具體行為背后的某種人類的普遍性。 魯迅筆下的狂人，對于“吃人”這一人類野蠻特征的認知，并不是某一階段而言，從易牙蒸子到徐錫麟被吃，從法西斯屠殺猶太人到“文化大革命”中殘酷的破壞，無不印證魯迅這一現(xiàn)代感覺。
就以“文革”初期的紅衛(wèi)兵運動及其武斗內戰(zhàn)為例，作者認為它在社會心理方面釋放了潛藏于人的無意識區(qū)域中的獸性能量，這種獸性能量是每個人都可能具有的，在健全的社會環(huán)境中，它深深蟄伏于人的理性控制之下（偶爾也可能以社會刑事犯罪活動的形式冒出來）。
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社會正常秩序被打亂，使諸如瘋狂的破壞欲和陰毒的迫害欲等人類最黑暗的心理與民族生命力處于極其枯萎的時代產(chǎn)生了感應、交合與擊撞，以突然爆發(fā)的形式?jīng)_垮50年代就腐朽了的理性堤岸，如洪水般的咆哮著席卷社會。 人在這種時候感受到一種野獸撲食時的自由感和放縱感，任何犯罪行為都成為了可能。
雖然我們在“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中感悟到這一點，但作為人類普遍局限（也可以作為一種罪行），它顯然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民族所有的，在世界旮旯角落曾發(fā)生過的戰(zhàn)爭、殘殺、迫害運動和恐怖主義，都可以視作人類獸性能量的集中釋放所演化的不同形式。 對“文化大革命”中輪回式的劫難懺悔，可以是對個人的罪責及其報應的悔悟，也可以由此意識到人在歷史狂潮中不可自主的犯罪行為，進而意識到人的悲劇性的局限。這里就有“懺悔的人”和“人的懺悔”的區(qū)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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