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道路

[德國]托勒爾

修道院全凋零了，意義已不復存在，

工廠的汽笛之聲淹沒了晚禱的鐘聲，

千百萬人的頑強無畏的解放歌聲

在修道院的門外再也靜止不下來。

“要獲得拯救應做遁世靜修的苦行僧……”

給叩門者回話的教士們現在哪里?

迫于饑餓的叫喊，金剛石一般的意志

將沖擊修道院的大門：“給我們生存!”

我們不要用鋸齒形木架折磨肉體，

我們已找到另一條通往上帝的大道，

我們在此時不需要結結巴巴地祈禱，

我們要把和平的天國搬到人世，

給全世界的被壓迫者帶來自由——

我們必須為人世的圣餐而奮斗!

(錢春綺譯)

【賞析】

恩斯特·托勒爾的一生始終與革命斗爭緊密聯系在一起。“革命”和“暴力”是他詩歌作品(包括戲劇)中最為常見的主題。從這首《我們的道路》可以看出詩人對革命前途和對未來革命道路的思考。至于詩中所描繪的“我們的道路”到底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我們接下來會作詳細分析。

宗教的破敗包括基督教的衰微，已經是被世界大戰(zhàn)所證實的事實。在歐洲戰(zhàn)火紛飛的時期，宗教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些無關痛癢的祈禱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正如詩人在詩中所說的：“修道院凋零了，意義已不復存在。”而面對日益黑暗的社會現實，人民起來反抗它，去尋找另外一條道路。工廠震耳欲聾的汽笛聲已經淹沒了晚禱的鐘聲，“千百萬人的頑強無畏的解放歌聲/在修道院的門外再也靜止不下來”。在這里，人民群眾把革命斗爭的矛頭指向了宗教。為數眾多的革命群眾圍在修道院的門外，尋求自由解放、追求自由民主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是，面對洶涌而來的革命群眾，修道院里傳來那些教士們所認為的拯救法則：“要獲得拯救應做遁世靜修的苦行僧……”這在那些工人群眾看來，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和空洞的說辭。面臨饑餓、生存、死亡、專制獨裁，誰還能靜下心來遁世靜修，做一個不問世事的“苦行僧”?教士們的呼吁無疑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荒誕可笑的。因此，那些具有“金剛石一般的意志”的工人群眾在修道院的大門喊著：“給我們生存!”“我們”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其他，更不是“苦行僧”式的生活。群眾決絕的反抗姿態(tài)，既是對麻木不仁的宗教的控訴，也是對整個社會的一種鞭笞。

在詩歌最后兩節(jié)，詩人把工人群眾為何要進攻這些修道院的原因進一步揭示出來。

“我們”再也不要用鋸齒形木架折磨自己的身體;“我們”再也不需要像宗教所要求的那樣做結結巴巴的祈禱。這些已經不合適了，因為“我們已找到另一條通往上帝的大道”。沿著這條新的道路，“我們要把和平的天國搬到人世，/給全世界的被壓迫者帶來自由——/我們必須為人世的圣餐而奮斗!”全詩充滿了一種高昂的戰(zhàn)斗激情以及對未來必勝的信念。

縱觀整首詩作，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值得深思的地方。詩人所提出的“我們的道路”帶有明顯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他并沒有指明這條道路是怎么樣的。它到底是怎么樣的一條斗爭道路?按照詩中所揭示的對宗教“遁世苦修”的反對，那么詩人是否在暗示我們不能夠再相信宗教所規(guī)定的那一套教義，而是要以一種積極的入世態(tài)度去面對現實問題，投入到革命運動之中?或者說詩人以這樣的描寫去刻意諷刺和挖苦宗教的教義與原則。這些理解似乎可以講通，但真要認為這就是詩人所要闡明的“另一條通往上帝的大道”就存在很大的問題。在此，我們注意到詩人所用到的一個詞語，就是“上帝”。“我們”雖然不能再以苦修祈禱的方式通向&ldquo,人生格言;上帝”，但還是選擇“我們”所認可的道路接近“上帝”。不管怎么樣，在詩人心中依然罵信“上帝”。他認為所從事的革命斗爭最終還是要走向“上帝”，把人們帶到“上帝”的身邊，就此一點已經可以看出詩人認識的某種局限性以及他和宗教無法斬斷的精神聯系。

托勒爾在對待革命的問題上始終具有深刻的矛盾性，而這種矛盾又是不可調和的。他既相信要實現革命就必須進行英勇的反抗，但與此同時，他又對任何流血犧牲、任何革命暴力行為有一種本能的拒斥。比如，他把在戰(zhàn)爭中俘獲的士兵釋放，然而這些士兵反過來再度攻打革命者。這樣一種情況讓托勒爾感到不可理解和難以接受，加之革命的屢次挫敗，讓他日益陷入一種悲觀之中。最后因過度絕望，他于1939年5月22日于美國的紐約自殺。

對托勒爾思想特征稍作分析，可以看出他在對待革命道路和革命斗爭策略問題上認識不清。比如這首詩所言明的“我們的道路”是如何被揭示出來的呢?從詩人的描繪中可知，是以反對宗教修道院為斗爭對象揭示出來的。然而，關于生存的問題，關于自由和解放，修道院根本不是問題的關鍵，而是應該把斗爭的矛頭指向社會，對準社會的主要矛盾。

但是不管怎么樣，托勒爾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革命。在他的作品中始終貫穿著一條人道主義的主線，對人道主義的孜孜追求成為他作品之所以富有力量和意義的源泉和支撐。從某種意義上講，他作品的意義便在于他這種對于理想的忠誠。詩人死后，著名詩人約翰內斯*貝歇爾在一篇悼念性文章中稱他為“永恒的年輕人。”(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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