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兩千多件中國歷代書畫傳世之作的《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以下簡稱《木雁齋筆記》)，是一代書畫鑒定大家張蔥玉先生畢生心力所聚的學術巨著。
　　和眼下一些書畫鑒定“專家”好像什么都能看、什么都看得懂的做法不同，張蔥玉先生的《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中，對許多即便是曾經(jīng)過眼經(jīng)手的東西，也常常坦陳尚有不明和存疑之處，因此，“姑記俟考”、“姑錄存以俟再鑒”、“俟后之精鑒者論定焉”、“俟后之博雅者論定焉”之類的說法，不時可見。至于未見原跡者，更不妄論。
　　對于宋徽宗《四禽圖》，張珩《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記有：“區(qū)齋舊藏物，湯臨澤曾摹制一本，與真無異�！薄　�對于宋徽宗《四禽圖》，張珩《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記有：“區(qū)齋舊藏物，湯臨澤曾摹制一本，與真無異�！�

　　詳錄兩千多件中國歷代書畫傳世之作的《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以下簡稱《木雁齋筆記》)，是一代書畫鑒定大家張蔥玉先生畢生心力所聚的學術巨著。2000年文物出版社曾據(jù)原稿影印三百部，雖限于當時條件，或有不盡如人意處，但仍因其獨到的學術文獻價值，備受學界藝林注重。今上海書畫出版社歷經(jīng)多年不懈努力，終于推出力求精善的新編整理校點之本，無疑為系統(tǒng)研讀此書，并藉此深入探討諸多相關問題，提供了十分難得的便利和更為有效的途徑。而作為真正奠定張蔥玉先生在書畫鑒定領域公認權威地位的重要基礎，這部三百萬言的煌煌力作，通過對每件作品的著錄鑒定、分析評賞所體現(xiàn)出來的，無論是作者深厚的功夫學養(yǎng)、不凡的目光眼力，還是精到的研究心得、廣博的知識聞見，都要比那本簡明扼要、提綱挈領的講稿《怎樣鑒定書畫》豐富具體得多。
　　一
　　和眼下一些書畫鑒定“專家”好像什么都能看、什么都看得懂的做法不同，張蔥玉先生的《木雁齋筆記》中，對許多即便是曾經(jīng)過眼經(jīng)手的東西，也常常坦陳尚有不明和存疑之處，因此，“姑記俟考”、“姑錄存以俟再鑒”、“俟后之精鑒者論定焉”、“俟后之博雅者論定焉”之類的說法，不時可見。至于未見原跡者，更不妄論，正如其在王羲之《行穰帖》條下所說：“右軍書今世所傳悉出唐摹，舊稱《袁生》一帖是真跡，惜未一見，亦未敢信也�！庇秩绮滔濉妒�一月帖》：“此帖草書筆致與君謨他書不甚相同，頗乏涵蓄。余頗疑非君謨，或是別一人書。然歷來著錄已久，亦未敢遽爾翻案，俟再取真跡詳審焉�！倍鴮λ�見不多或不及細究者，也不馬虎輕率：
　　宋人《高閣迎涼圖》：“此圖為散冊，無收藏及著錄。風格在馬遠、夏圭間，筆墨凝重，于夏為尤近。今世所傳夏圭諸跡，工整者絕少，以禿筆點染者為多，皆晚年筆。其早年風貌，尚無足夠資料可以確定。此豈夏氏早歲之作歟？記以俟考�！�
　　范寬《臨流獨坐圖》軸：“舊以無款，傳為范寬之作。余細審幅中石上隱約有款，似李唐字。惜原本往年匆匆過眼，未及細閱，今不能復按。姑存此疑問，以俟它日更詳定焉�！�
　　張氏稱“今不能復按”，是因為當時此圖已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王季遷讀畫筆記》(中華書局2010年12月)中，有王氏1959年鑒語：“巖皴法似李唐，而較小，或蕭照手筆歟？”至1990年代，又謂“此幅應改名宋畫”。皆未提及張氏所記“幅中石上隱約有款似李唐字”。然而張蔥玉先生這種細致，卻讓其在看其他作品時，又多有發(fā)現(xiàn)，如宋人《蕉石嬰戲圖》：“畫湖石一峰，前后皆種芭蕉，蕉心各出花一莖，作紫紅色。然蕉花并不如此，乃畫家臆度如此……此圖疑出北人，若南渡畫院蕉花不應謬誤至此。北宋末畫嬰孩者頗盛，如劉宗道、杜孩兒諸人。細閱之，湖石畫法與《祥龍石圖》卷尤近似，或是北宋末年人畫，未可知也�！彪m最終仍未定論，但其著眼方法，似與謝稚柳先生《唐周?〈簪花仕女圖〉的時代性》(收入氏著《鑒余雜稿》，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第2版)一文中，以畫上辛夷春花及仕女紗衣，佐證其“所表現(xiàn)的正是江南的風光物候”，有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張、謝同為一代巨眼，又具交誼，不僅旨趣投合，且多切磋，故所見所論，常有相得。張氏說舊題郭熙《溪山秋霽圖》卷，即是一例：
　　此卷舊定作郭熙，蓋據(jù)卷后文嘉跋。然筆墨雖佳，終覺不類。大凡山水為最，樹次之，人物更次之，不能如河陽之功力悉敵。又構圖布局雖是北宋典型，亦有許多欠缺，不能工穩(wěn)。謝稚柳定為王詵之作，信而有征，其樹尤與《漁村小雪》無異，宜從之。
　　對經(jīng)過仔細研究后確有心得者，張蔥玉先生則直陳己見，決不人云亦云：
　　沈周《溪山深秀圖》卷：“無款，僅前一印及卷后半印，又紙接縫處自押一‘沈’字小方印而已。據(jù)卷后半印，知此卷原與自題相聯(lián)者。其畫法信筆自然，不求姿媚，而老辣之極，以故不入時流眼目，半嗤偽跡……然石田長卷豪雄恣肆，且設色古雅如此者，亦非易見。五十年來自詡鑒賞名家者多若牛毛，而名跡當前，視同燕石，信乎真知灼見之難也�！�
　　又如對赫赫有名的唐摹《蘭亭》，張氏的看法是：“今世傳《蘭亭》墨跡，皆曾寓目。竊謂存逸少《蘭亭》本來面目者，以馮承素本為最多，真是唐模中無上神品�！薄坝嘀^此卷乃現(xiàn)存法書第一，當不為過。卷有‘神龍’小璽，故舊稱神龍本，題曰唐摹。元郭?之始以為馮承素所摹，然當時摹者尚有諸葛貞輩，何以知必出于馮？宋人之稱唐摹，彌見慎重。右軍書法之妙，具于《蘭亭》，而此又能存其真面，故宜壓倒一切，固不待馮而始珍重也�！标P于《蘭亭》，歷代諸說紛紜。1965年，郭沫若先生發(fā)表《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zhèn)巍芬晃�，全面否定《蘭亭》諸本源出王(羲之)書，于是引發(fā)了那場著名的“《蘭亭》論辨”，甚至還驚動了最高上層。據(jù)說康生為支持郭說，組織討論文章，讓有關專家表態(tài)，便有了那本1977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結集出版的《蘭亭論辨》，“上編收有郭沫若同志以及與之觀點一致的文章”，有宗白華、王一羽、龍潛、啟功、于碩、徐森玉、趙萬里、李長路、史樹青等；“下編收有與郭沫若等同志觀點相對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為章士釗、高二適、商承祚三家。據(jù)鄭重先生《中國文博名家畫傳?徐森玉》(文物出版社2007年3月)一書所述，徐森玉先生那篇《〈蘭亭〉真?zhèn)蔚奈乙姟�，就是康生派人到上海請徐寫的�?因為“在文物界，徐森玉是一言九鼎。徐森玉和謝稚柳討論，認為寫文章支持郭沫若容易，但駁倒高二適很難。最后，由汪慶正為徐森玉代筆寫了一篇繞圈子的文章……汪慶正說：寫這種文章何其難也。才一夜白了少年頭”。而當時的啟功先生，無奈之下，也有了《〈蘭亭〉的迷信應該破除》這樣的違心之作。其實，真正代表啟功先生觀點的，是他那篇《〈蘭亭帖〉考》(后收入《啟功叢稿》，中華書局1981年12月)，認為：“所謂摹?的，是以傳真為目的，必要點畫位置、筆法使轉，以及墨色濃淡、破鋒賊毫，一一俱備，像唐摹《萬歲通天帖》那樣，才算精工。今存《蘭亭帖》唐摹諸本中，只有神龍半印本足以當?shù)闷��！辈粌H和張蔥玉先生看法一致，且所舉例證，亦多略同。然張氏則因病早逝于1963年8月，遂不幸之中，幸無徐森玉、啟功，乃至汪慶正諸先生當年的煩惱。否則，作為書畫鑒定界公認的權威，且身處國家文博機構領導職位的張蔥玉先生，恐怕也將首當其沖。
　　二
　　張蔥玉先生在評鑒具體作品的同時，往往還總結歸納出一些富有啟示的見解，尤具價值。如黃庭堅《與趙景道書并詩帖》，雖自吳其貞《書畫記》已有“紙墨如新，書法瀟灑，內(nèi)無顫掣之筆，亦為本家書”這樣的評語，顧復《平生壯觀》也稱其“本色小楷，絕精”，且“吾意以為《論書法》之大真書，《趙景道》之小楷書，諸簡札之行書，自立家法之妙也”。但張蔥玉先生在肯定其“乃山谷簡札中上乘”的同時，更指出：“蓋黃書能于小中見大，與米同工，蘇、蔡所不及也�！辈粌H發(fā)前人所未發(fā)，且一語中的。諸如此類，還有不少：
　　然今人去晉唐遠，真跡傳世尤少，正宜從此等書悟入。乃妄人每以趙書恬熟為嫌，不知此公筆筆有來歷，豈可輕議？杜詩云“不廢江河萬古流”者，政可為子昂?也。后人有志于鑒定者，于此等物詳閱，玩其筆法，自然有得，切不可以浮議廢也。(趙孟?書《歸去來辭》卷)
　　元時北宗有二派，唐子華以宋人為宗法，不失故步，余則皆在子昂影響之下。諸家中惟朱澤民稍兼有之，故名獨著；若水、叔厚則以花鳥人物名，山水非其所長，然與廷美，皆是一家眷屬。(姚廷美《有余閑圖》卷)
　　明代中期，林、呂以花鳥齊名。呂則工整艷麗而傷于刻畫，林則生動爽利而失諸粗獷，各有優(yōu)劣。余謂林似少勝，未識此評當否？漫記于此。(林良《寒蘆宿雁圖》軸)
　　吳門之清潤淡雅，元人中惟云林可匹，即大癡于淡雅處亦未必畢具，此其所以獨步一時，翕然風從，領袖畫壇也。惟人物布景皆從古法，不復能化腐為神，僅守成規(guī)，已開畫畫之風，此文、沈之所以倪、王不如者也。(文征明《品茶圖》軸)
　　更有意思的是，在說文征明《古木蒼煙圖》軸時，張氏又指出：“筆法倪迂，但繁而不簡，又乏虛和之氣，非云林知己也。大凡明人仿云林，無一入室者，至煙客始得神髓。清人多謂婁東出于大癡，豈知得力于倪者過半耶？余于衡山仿倪諸作不作諛辭，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而在評王鑒《仿古山水》冊中第八幅仿倪云林之作時，除贊其“筆墨淡雅腴潤，深得倪迂筆趣”之外，更謂：“大凡煙客、廉州于云林，俱能得其神趣，非石谷、麓臺可及�！钡�針對另一件王鑒《仿云林溪亭山色圖》軸“過于精整，無倪之天真爛漫”，又嘆“信乎云林之不可到也”。可見張氏看畫，胸次既有宏觀把握，眼中又能微觀區(qū)分，遂多真賞。
　　在評析顧愷之《女史箴圖》卷后一段宋徽宗所書《女史箴》時，張蔥玉先生又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瘦金書十一行，書法結體稚弱，乃早年筆，所謂不似實似者，鑒賞家所不可不知也�！本褪钦f，真正的鑒賞，應該對那些看上去有缺點、似乎不太典型“開門”的東西，能用心研究，有自己的認識。因為書畫作品的水準高低及其風格特征等，雖說都是鑒定真?zhèn)蔚闹匾�因素，但其中的復雜多變，實非簡單，正如張氏在《怎樣鑒定書畫》中所說：“一位書畫家的作品，既有早期、中期、晚期之別，有的甚至一期中尚有許多不同的階段，因而出現(xiàn)不同面貌……即令是真跡，也還存在著優(yōu)劣問題。遇到某家的一件書畫，要分辨出它是代表作，還是一般的作品，或是較差的作品。作為一個鑒定工作者，把某家較差的作品看成是代表作，固然不妥；將它否定，看成是偽作，也是不對的�！辈⑶摇皻v來對書畫真假好壞有這樣兩句話：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壞”。而鑒定之難，或許也正在于此。所以，《木雁齋筆記》中的有關分析，不僅尤見作者心得，且每每長人識見：
　　蘇軾書《杜甫榿木詩》卷：“此書與東坡它作差有不同，疑早歲所作�！�
　　黃庭堅《君宜帖》：“此帖禿筆寫，結體亦欹側松散，山谷傳世書札中之最次者，然真跡無疑。紙亦渝疲�！�
　　米芾《林和靖詩跋》：“米書不甚用硬筆，此卻是紫毫筆寫。用筆槎?倔強，無蘊藉之態(tài)。余好米書，而于《珊瑚》、《鶴林庵》及此帖，幾欲詆為惡札。”
　　崔白《蘆雁圖》軸：“此圖石法甚古，惟蘆雁雖工而乏生動之趣，與《雙喜》、《竹鷗》二圖不同，或早年之作未可知也�！�
　　而類似的情況，在書畫鑒定中，可謂形形色色，時見例外。勞繼雄先生《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0年12月)中，也曾記當年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在鑒定上海博物館所藏元代趙孟?《行書詩(秋興四首)》時的情形，同樣開人眼界：
　　開卷之初，徐邦達看偽；展之后，又改真。此字極似趙孟堅，是趙孟?早年所書，無怪乎趙氏自嘆：“今人觀之，未必以為吾書也。”可見書畫鑒定之復雜。
　　此外，張蔥玉先生對倪云林幾件名作的品評，似也頗有耐人尋味處：
　　《六君子圖》軸：“此圖三百年來稱為名作，然以畫論之，于云林諸作中殊非上乘，特以有大癡諸題增重耳�！�
　　《容膝齋圖》軸：“此圖于云林諸作中雖非至上者可比，要亦佳作；且長題書法精妙，尤可愛玩�！�
　　《秋亭嘉樹圖》軸：“此圖筆墨腴潤，點葉樹及苔點雖小點，而具凝重之感。亭后蘆叢尤佳，坡石遠山不作折帶皴，頗與云林它作不同。自題行書六行，在右上角，淡墨書，書法亦少異，蓋此宋紙極光滑故也。以此知紙墨之于風格變化關系如此，即如遠山，便有北宋氣息。此幅非深知倪迂者不能識，即鑒家中亦不乏其人，故著以告后之覽者�！�
　　三
　　紙(絹)墨與風格之間的關系，確實也應當是書畫鑒賞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作為大家，張蔥玉先生自然關注，并多用心。如其鑒張旭《古詩四帖》卷，就特別提到：“第五幅碧色，諸幅中惟此幅與魯公《劉中使帖》紙絕近。予能識其為唐紙，余則未見有相似者。卷凡大草書四十行，開卷數(shù)行字小，后則愈大，至末紙僅四行，紙墨相發(fā)，古厚沉著，似非唐人不能到。?視開卷數(shù)行，似出二手，信乎紙之有關書者如此也。”閱趙孟?書《吳興賦》卷，則謂：“此絹似早于趙，或南宋物。書法以絹故，亦較拘謹，且有不入墨處�！鄙踔吝�注意到：傅堯俞《瞻奉帖》：“此帖因粉箋年久脫落，裝潢時曾將其中部分書跡描補，致似鉤填，實系真跡�！碧K軾《孝履帖》：“此帖粉箋，微有磨損。然未經(jīng)填墨修補，故精神不失也�！备�具見解的是，在說確為真跡、但卻“紙白如新”的金俊明 《梅花》冊時，又明確指出：“近時人于紙色潔白者動輒以為偽作，真?zhèn)沃畡e豈在于此？大可笑也�！薄锻跫具w讀畫筆記》中記南宋劉松年絹本《羅漢三軸》，先定為“神品上上，設色亦佳，當為真跡無疑”。(1959年)繼又謂：“款字甚好，非其精品。a。絹色甚新，無人敢信其為真。b。真。極好。c。屏風所作樹石并不出色，人物甚好�！�(1963年)而張氏《木雁齋筆記》的評價是：“人物畫法精妙，樹石皆具北宋典型。松年與李唐、馬遠、夏圭并稱南宋四家，畫跡傳世獨少。此《羅漢圖》三幅乃其代表之作，亦南宋畫中代表作品也�！�
　　另可一說的是，《木雁齋筆記》的著錄中，還多及書畫用紙，尤其是宋元明簡札中一些有特色的箋紙：
　　(宋)薛紹彭《試茶帖》：“ *** 印花箋本……特箋上印花，作一古銅瓶，瓶內(nèi)插梅數(shù)枝，為宋箋中罕見者�！�
　　(宋)沈遼《動止帖》：“此帖印花粉箋，作水浪紋�！�
　　(宋)蘇軾《久留帖》：“金花粉箋本�！薄吨脸Ｌ�》：“宋印花箋本……此帖與前《久留帖》，箋紙極精美�！�
　　(宋)張即之《微贄帖》：“此帖箋紙，印荔枝一樹，宋箋中之甚精者�！�
　　宋人《均慶帖》：“影花粉箋本……其紙印荔枝一株，甚精。但與張即之《微贄帖》上之圖案不同�！�
　　(元)龍應《頤壽堂詩帖》：“元黃印花箋本……此紙臘印，作山水樓閣，極為精美。其樓閣前有石橋及前后二坊，前坊上書‘通門坊’三字，后樓上書‘西樓’二隸字。雖未必完全反映當時實景，亦可概見一般也�！�
　　(元)張樞《次韻楊維楨詩帖》：“元黃砑蠟花箋本，上梅花一枝。”
　　(明)羅汝敬《寧靜齋銘》：“明栗色紙本……其紙上印銀色梅竹及?云，甚精�！�
　　(明)蔣驥《寧靜齋說》：“栗色紙，上加銀色梅竹及流云圖案，頗似高麗或日本制也�！�
　　(明)韓文《謁陵詩》：“淡黃砑蠟花箋本，作山水、茅亭、蕉柳�！�
　　(明)唐順之《中麓草堂藏書歌》：“明回文花邊紙本，帶直欄�！�
　　(明)瞿式耜《疊韻牡丹詩帖》：“明詩箋，黃紙，外小框，內(nèi)刻梅花殘落，極工；后刻‘蘿軒落梅箋’五字�！�
　　友人梁穎先生于歷代箋紙素有研究，嘗由上海圖書館數(shù)十萬通明清名家尺牘珍藏中，擇箋紙精美且具特色者，獨創(chuàng)分類，用心排比，成《尺素風雅??明清彩箋圖錄》(山東美術出版社2010年2月)兩大巨冊；在此基礎上，又有《說箋(增訂本)》(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2012年3月)，為第一部系統(tǒng)考述歷代箋紙形制演變、工藝技術及相關史事掌故的專著。其說唐代及宋元箋紙，嘆存世實物稀罕難見，因就歷代詩文、方志筆記、近人著述，乃至譜錄圖冊等各類文獻，廣征博考，所獲不少。如前引張氏所揭宋代薛紹彭、沈遼、蘇軾、張即之諸札，皆已述及。不知張氏所記其他各種中，還有可資其一說者否？
　　四
　　鄭重先生在其《中國文博名家畫傳?張珩》(文物出版社2011年7月)一書中，記張氏舊友譚敬、湯臨澤等當年仿制古畫、作假出售之事，并“把復制品帶給張蔥玉鑒定，但不說明來路。張蔥玉看了幾次之后，都認為是新仿的東西。他心中已經(jīng)清楚是譚敬、湯臨澤等造的，只是不便點穿”。但《木雁齋筆記》中，則多如實備錄：
　　宋徽宗《四禽圖》卷：“區(qū)齋舊藏物，湯臨澤曾摹制一本，與真無異�！�
　　袁泰《七言詩帖》：“湯臨翁嘗借余此冊去，留逾年。后于市上見管夫人《鳳舞竹卷》后有泰一詩，細觀即從此帖湊集而成者，字體如一，亦云巧矣。蓋臨翁所摹仿者，俗眼正未易辨，因記于此，以告來者�！�
　　朱德潤《秀野軒圖》卷：“藏開平譚氏時曾有摹本，幾可亂真，為美國購去，不知真龍固在是也�！�
　　尤其是元人盛懋《秋江待渡圖》軸，更揭出：“在區(qū)齋時曾有摹本，用真元紙畫，幾欲亂真，后之覽者宜慎之�！辈贿^，張氏所述中，確實皆無直接批評指責之語。即便是鄭先生書中另記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張蔥玉先生一位老朋友欲將明知是假的趙原《晴川送客圖》偽本收入北京故宮博物院，請曾藏此圖真跡且知譚敬等作偽實情的張蔥玉先生“不要講話”，終遭張氏堅拒等等，張氏在著錄中也都不著一字。但對那些在古書畫上亂鈐藏印，甚至隨意題寫等污損名跡的做法，則語多直斥：
　　顏真卿《自書告身》卷：“卷中恭王及溥儒諸印，惡俗不可名狀，真書畫一劫也。”
　　李嵩《西湖圖》卷：“圖中乾隆諸璽極可厭，所謂大殺風景者，此公是�！�
　　元人《雪篷題?》卷：“陸心源書各家小傳，大都在本人名款下，或其前后，大損厥觀，可惡可惡。”
　　宋人《秋葵圖》軸：“幅中下方有近人藏印，印色鮮紅，且字跡糊模，大損畫面，殊為可厭。今人輒好以劣印亂蓋畫上，一無慎重之意，可慨也�！�
　　對自己昔日的不慎或過失，也并記反思：
　　杜牧《張好好詩》卷：“今之司典藏之責者，亦間有亂加印章，紊亂序次；亦有為人鑒定，印章之外，書名于畫幅者，此豈典藏之所宜？抑亦為鑒家之羞？余少年時多所收藏，亦復每以印鑒識之。雖當時以梁、安為法，僅于隙處蓋之，久亦漸悟其非。三十后所得，不復再用印記，至今非之，且引為恥。每勸人勿用印，人輒嗤焉。亦記于此，以示后之來者，其亦知所恥夫？”
　　邊文進王紱合作《竹鶴雙清圖》軸：“此圖近時裱壞，致雙鶴失神，大可惜！吳中鑒家一派，皆尚新裱，每出己意，大壞古畫。余少年時亦中其流毒，后乃悟其謬也，來者其鑒諸！”
　　而對熟人，不管是好友還是一般相識，也都毫不客氣：
　　沈周《玉樓春圖》軸：“此圖本書畫皆佳，石田晚年花卉中不易多得者。后為吳湖帆截去薛題，并于牡丹上添以紫色，致?lián)p佳跡……湖帆真妄人哉�！�
　　王冕《墨梅圖》軸：“此圖安氏舊藏，《墨緣匯觀》不載，或以其疲破過甚，描補過多，不足為收藏家增重耳。今在陳仁濤處，陳乃妄人，諸印大可厭�！�
　　孫知微《江山行旅圖》卷：“紙色潔白如新，真宋人之作無疑……卷后歸陳仁濤，蓋印甚多。陳一俗賈，而多收諸古物，有頗可觀者。”
　　張氏曾在其《日記》(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7月)1939年3月18日條下，稱陳仁濤為“俗而附風雅者”，不知《木雁齋筆記》中所述，亦是其原因之一否？
　　昔日曾于《安持精舍人物瑣憶》(陳巨來著，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1月)中，讀到密韻樓后人蔣谷孫某年從北平藏家袁勵準(玨生)處騙得清初名家王鑒《瀟湘白云圖》軸之始末種種，頗覺發(fā)噱好玩；而張蔥玉先生《木雁齋筆記》內(nèi)，亦記此圖系“袁玨生舊藏，為蔣谷孫賺歸上海，以八千金售諸王伯元。其中一段故事，足補《書畫說鈴》”。則更知此事應非虛構。張氏書中，還記另一件同為袁氏舊藏名跡的米芾《虹縣詩》卷，略謂：“憶癸酉歲廠友攜來滬上，得一展玩。時索值萬金，余許以十之六，事不成，逡巡持去，仿佛如昨日事，忽忽已三十年，而此卷遂不復見。中舟卒后，所藏俱散，惟此跡不知下落，今歲始悉已流入日本矣�！倍鴵�(jù)葉恭綽先生《遐庵談藝錄》所記，當年袁氏獲得此卷，也是巧取豪奪。其事不僅能和張氏所說互為補充，且可與袁氏所藏后來亦被人設計騙走之種種，相映成趣，因就葉書原文大略，移錄附此：
　　米元章《虹縣詩》帖……此物之流傳，頗有可紀者。乾隆末，由何人所藏移歸英煦齋(和)家。其后人不能守，至清末，乃介紹越千(紹名英，為其戚)出售，流于廠肆，輾轉為景樸孫(賢)所得。民十三，樸孫將售所藏書畫，余與馮公度合購其宋元作品多種，議價未諧。一日，袁玨生來，詢余是否決要此批作品，云可為撮合。余漫應之。次日，樸孫允如初議。是否玨生從中斡旋，不得而知。厥后玨生向樸孫云，此事非渠不能成功，要求樸孫以《虹縣詩》帖為酬。樸孫竟未詢余，遂以與之。余經(jīng)年始知其事，亦未加詰問。今二人俱已下世，物復易主。所以書此者，亦以見煙云過眼，轉瞬皆空；巧偷豪奪，徒滋話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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