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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竺可楨幼年正值中華民族處于內(nèi)亂外侮交織的時代。他自幼便渴求知識，期望國家富強。1911年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公費生后，遠渡重洋，按照中國以農(nóng)立國的指導思想，到美國伊利諾大學農(nóng)學院習農(nóng)學。畢業(yè)后，又選擇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密切相關的氣象學作為攻讀對象，進入蜚名國際的哈佛大學，先后得到碩士、博士學位。在這一期間，不僅選擇了地學作為他終身的專業(yè)，而且領略了西方的科學精神，他后來使之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奠定了他終身堅持求是精神的思想基礎。在哈佛大學期間，竺可楨又積極參加由任鴻雋、楊銓等中國留學生發(fā)起的中國科學社的各項活動，為該社出版的《科學》雜志撰寫了一批文章，成為五四運動以前積極傳播科學知識的先驅人物之一。

　　竺可楨于1918年回國后，竺可楨仍不改獻身科教事業(yè)的初衷，應聘到武漢高等師范學校執(zhí)教，而后又轉到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此校不久發(fā)展為東南大學。

　　在東南大學，竺可楨創(chuàng)辦了我國第一個地學系，并親自編寫了地學授課講義《地學通論》。1921年，他在《科學》雜志上發(fā)表的《吾國地理家之責任》一文中明確指出：“培養(yǎng)一批中國地學家以調查全國的地形、氣候、人種及動植物、礦產(chǎn)為己任”。可見，二十年代初的竺可楨已立下了在中國開展調查全國自然資源的宏圖大志。竺可楨創(chuàng)建的地學系，含地理、氣象、地質和礦物四個專業(yè)，注重自然科學基礎知識訓練，強調實驗室和野外考察實習相結合，提倡開展科學研究，鼓勵學生翻譯國外有關論著。由于竺可楨辦學思想明確，方法得當，東南大學地學系曾培養(yǎng)出我國最早的地學家，如張其昀、胡煥庸、朱炳海、呂炯、王庸等。南京從此逐漸成為我國南方的地學教學和研究中心。

　　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決定成立中央研究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機構。竺可楨應蔡元培院長之邀，參與籌建觀象臺，負責氣象組工作。翌年2月，出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在開創(chuàng)我國近代氣象事業(yè)的艱苦道路上邁出了第一步，實現(xiàn)了他10年前歸國時期望獨立自主開展我國氣象研究的夙愿。他親自選定在北極閣建所，把中國的氣象學研究和氣象事業(yè)建設帶入了第一個黃金時代。

　　竺可楨于1974年2月7日因病逝世。

　　文革浩劫過后，各種紀念他的活動從未間斷，學術界相繼編輯出版了《竺可楨文集》《紀念科學家竺可楨論文集》《竺可楨逝世十周年紀念會論文報告集》《竺可楨科普創(chuàng)作選集》、五卷本的《竺可楨日記》和多種版本的竺可楨傳記。

　　中國科學院設立了“竺可楨野外科學工作獎”，浙江大學設有“竺可楨獎學金”和“中學竺可楨教書育人獎”。浙江上虞縣東關鎮(zhèn)辟有“竺可楨故居陳列館”，浙江紹興市氣象局在國家氣象局的支持下辟設了“竺可楨紀念館”，江蘇省氣象局在南京北極閣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舊址辟設了“藕舫堂”。浙江大學校園中和中國科學院917大樓前豎起了竺可楨銅像。中國人民郵政發(fā)行了包括竺可楨在內(nèi)的當代中國科學家紀念郵票。學術界同人發(fā)起成立了“竺可楨研究會”。多年以來，由個人在各種學術刊物和報刊雜志上發(fā)表的紀念和回憶文章，就舉不勝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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