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真誠 王 正 創(chuàng)作應當首先聽命于誰？是應首先聽命于領導，還是聽命于讀者和自己的心靈？ 原中國文聯(lián)主 席曹禺 先生曾有過深深的失落。他在后半生本應寫出超越原有水平的作品
兩種真誠

王

正
創(chuàng)作應當首先聽命于誰？是應首先聽命于領導，還是聽命于讀者和自己的心靈？
原中國文聯(lián)主席曹禺先生曾有過深深的失落。他在后半生本應寫出超越原有水平的作品，登上新的高峰，然而竟沒有。平心而論，當時領導曹禺先生的領導，是真誠地叫他寫好的。比如寫《王昭君》，領導確是叫他寫好這位民族團結的偉大女性的。這個要求一點不錯。曹禺先生也真誠地接受并玩命地付諸實踐。但這兩種真誠結的果子卻有些苦澀：在《王昭君》民族團結的偉大形象中，少了點具體的人生悲劇，一般扭曲了個別，就很難像《雷雨》《日出》那樣讓人們感動。作為領導，不論他懂不懂創(chuàng)作規(guī)律，大概都會這樣要求的，這其實是社會層面的現(xiàn)實意識。而如何去創(chuàng)作，就是作家自己的事了。
　　對作家來說，有兩條道：一條是真誠地把領導的要求往形象上貼，往形象里塞，下勁地充當工具；一條是只管真實地表達個別形象，只去追求審美的自由。前者冷落了審美，越真誠越糟糕；后者是在審美中張揚，越真誠越出色。到頭來，領導那個意圖卻會從審美形象中自然而然地顯示出來。審美規(guī)律有這個能耐。白了說，叫歪打正著，無心插柳柳成蔭；文了說，叫不用之用。有一些作家壞就壞在太聽話了，或者叫不會用作家聽話的法子，心甘情愿去委屈創(chuàng)作的審美規(guī)律。
　　我以為，領導要大度一點，我領導我該領導的，你盡管寫你的；作家也明智一點，你盡管領導你的，我寫我該寫的。兩者在這樣的層面上契合，審美規(guī)律就能給領導和作家在作品客觀的社會性上找到一個結合點。在規(guī)律面前，創(chuàng)作其實是作家們自己的事。楚頃襄王沒領導屈原怎樣寫，《離騷》不是寫出來了嗎？曹雪芹的《紅樓夢》也不是乾隆領導出來的。如果沙皇把托爾斯泰領導一下，硬要他去譴責“不道德”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世界文學史上該少了多少光彩？古今中外，其實沒有任何一部偉大的藝術作品單單是“領導”出來的，是太聽話聽出來的。
　　就作家角度而言，要改掉太聽話的毛病，不是說說就能奏效的。這只能隨著物質、精神、利益的羈絆一天天松脫才能慢慢有起色。領導身上的某些體制特色的消褪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誰也性急不得。有了這點悟性，違心的懼怕和幼稚的真誠就會少一點，對審美的干擾就會少一點，作家們也不至于成熟在過了季節(jié)的歲。

23.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什么？（
2
分）



24.
請簡要概述本文的論述思路。（
3
分）




25.
指出文章第二段運用了哪些論證方法，并簡析其作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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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細讀全文，說說“在規(guī)律面前，創(chuàng)作其實是作家們自己的事”中的“事”包含哪些內容。（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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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作家在遵循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前提下，首先應真誠地聽命于讀者和自己的心靈。

24.
開篇提出創(chuàng)作應當首先聽命于誰的問題；其次，分析優(yōu)秀作家后期出不了好作品的原因；最后提出如何找到“領導”和

“創(chuàng)作”的最佳契合點，從而催生偉大的藝術作品。（每點
1
分）

25.
運用了例證（舉例論證）和對比論證的方法。舉名人的事例（或“舉全國文聯(lián)主席”這樣的名人事例），使論證很有說服力。兩種創(chuàng)作態(tài)度導致了兩種結果的對比，使文章的觀點更加鮮明。（兩種論證方法各
1
分，作用各
1
分）

26.
對文藝創(chuàng)作要有獨到的見解，真實刻畫藝術形象，追求創(chuàng)作的審美自由。（每點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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