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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四大思想家的看法
明清鼎革，江山易手，社會動蕩，政治家們忙于權力的爭斗與分配，對思想的控制還沒能力顧及，這就為思想的活躍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政治上混亂時期往往也是思想最活躍時期，春秋戰(zhàn)國時期如此，明清交替之際也是如此。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產(chǎn)生了儒道等諸子百家，而明清之交則產(chǎn)生了李贄、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等思想家。
這四位思想家，李贄與其他三位區(qū)別較大，無論從思想主張還是生存年代都相差懸殊。李贄生活的晚明，是一個“元氣盡澌，國脈垂絕”的時代。表面上仁義道德的主旋律高揚之下，男盜女娼、貪污腐化、結黨營私卻是真相。輿論上在將反腐倡廉進行到底的同時，清官海瑞卻只能孤獨地生存難覓知音，就連他為之效忠的皇帝本人對海瑞也并不十分欣賞。道德上講求三從四德的同時，理學壓制之下人性也在不斷沖擊著腐朽的籬藩�？纯瘩T夢龍的《三言二拍》，湯顯祖的“臨川四夢”，還有蘭陵笑笑生所寫的爭議較大的《金瓶梅》，都不難發(fā)現(xiàn)，在倫理道德重壓之下人性的復蘇，甚至矯枉過正出現(xiàn)一種變形的扭曲。李贄就生活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幸也不幸？他不愿同流合污，在宦海沉浮，看穿了人生和社會虛偽之后，他能怎么樣呢！他只能大聲地呼喊，“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他不相信圣人的是非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雖孔夫子亦庸眾人類也”，孔子和一般的人并沒有什么區(qū)別，相反孔子所謂的小人也并非一無是處，“耕稼陶漁之人即無不可取，則千圣萬賢之善，獨不可取乎？又何必專門學孔子而后為正脈也” ；他不相信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實際不過是，“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他不相信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等男尊女卑傳統(tǒng)觀念，實際上不過是“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他在麻城的寺廟講學，男女都可參加，這在當?shù)乇灰暈槠媛勑φ�。這位在很多人眼里十分怪異的人物，在瘋癲的外表下實際上隱藏著一顆不為世俗所容忍的赤子心。他“不信學，不信道，不信仙釋”不盲目輕信，主張“士貴為己，務自適。如不自適而適人之道，雖伯夷叔齊同為淫僻。不知為己，惟務為人，雖堯舜同為塵垢?糠”，人應該有自己的主張，有自己的個性。他主張人人平等，萬物一體，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他反對理學家“高談性命，清論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癢置之不聞”主張富國強兵，提倡耕戰(zhàn)，認為清談誤國，學問要講求實效和功利。這都與當時的傳統(tǒng)主流思想不符，也必然遭到世俗的攻擊和誹謗。李贄自己也知道與世俗的差異，《焚書》《續(xù)焚書》《藏書》《續(xù)藏書》等著作的名稱就顯現(xiàn)了這種的差異。這樣的差異給李贄帶來的是，著作多次被禁毀，自己也多次遭驅逐，最后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罪名而被捕入獄。在不堪忍受折磨之后，只能在獄中用剃刀割斷自己的喉嚨了事。盡管《藏書》《焚書》《續(xù)焚書》等著作僅僅道出了在現(xiàn)在看來十分普通的常識，但在不曾容許常識存在的時代，李贄的悲劇也就不可避免了。
與李贄不同，其他三位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生活在一個革命的年代，前朝滅亡，后朝興起，身處變亂之時，身歸何處，真是一個十分困惑的問題。殉于前朝，為哪個爛透的王朝陪葬值得嗎？歸順由關外而來征服中原民族的滿清嗎，從文化上，從心理上都是難以接受，更何況很多人背負著家仇國恨。事情至此，天地之大，真是無所逃遁！面對著山河破碎，面對著血雨腥風，面對著另一個陌生民族的征服與殺戮，反抗和力圖恢復是三人的共同的志向，也是每一個血腥的男兒必然的選擇。面對民族的危亡，面對自己的家園遭受威脅，奮起反抗是一種天然的本能，是人作為歷史人和現(xiàn)實人的一種必然選擇。作為后人的我們雖然因年代的久遠而忘記了自身所屬，但是作為歷史本身，作為最基本的歷史真實還是不要因為現(xiàn)實的溫和而忘記歷史的血腥吧，畢竟這沒有什么值得掩蓋的。歷史是有繼承的，但是繼承什么卻很值得研究，沒有必要因為現(xiàn)實的需要去刻意掩蓋和扭曲歷史，歷史和現(xiàn)實并不僅僅是承繼，也不應該因為承繼而掩蓋甚至歪曲歷史。畢竟明清易代之際，民族之間的沖突十分劇烈，沒有必要因為現(xiàn)在的滿漢一家就掩飾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的傷痛，說明歷史上的真實也不是破壞當今的民族團結，畢竟歷史和現(xiàn)實有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三位思想家處于在江山易主之際反抗是必然的可貴的選擇，更可貴的是他們反抗失敗之后面對著現(xiàn)實的反思。
腐朽的明朝終于被農(nóng)民起義的烈火焚毀了，哪位到死都以為“朕非亡國之君，卿皆亡國之臣”將社稷喪失之責委過于人的崇禎皇帝，怎樣面見農(nóng)民出身的大明王朝的締造者朱元璋先生就不必管了，需要知曉的是取代大明王朝的李闖也并不是人們心目中的盛世名君，而關外滿族的鐵蹄早已按捺不住南下的沖動打著為明朝復仇的旗號入關了。1644年前后的中國，高天滾滾寒流急，刀兵血光萬民哀，亡也，百姓苦，興也，百姓苦。正因為如此，亭林先生才告訴我們亡國與亡天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因此所形成的那句振聾發(fā)聵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名言，不知激勵了多少志士仁人為國家為民族奮斗不已。也正是這位亭林先生，在反清復國失敗之后，不消沉，不氣餒，而是幾頭毛驢馱著必備的書籍，走遍祖國的壯美山川，探究風土人情，糾正古書謬誤，寫下了有利于國計民生鴻篇巨著，開經(jīng)世致用一代學風；黃宗羲在對明朝的衰亡做了分析之后，提出的黃宗羲定律到現(xiàn)在還為學者們所津津樂道，先生在《原君》中更是明確提出了君主是天下的大害的觀點，將國家衰敗的根源直指當時的最高統(tǒng)治者。這樣驚世駭俗的觀點到辛亥革命時期還被革命者奉為同道；王夫之先生在抗清失敗之后以明遺臣自居隱逸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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