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學好語文，怎么教好語文 《 中國青報 》（ 06月19日冰點周刊） 陳平原 編者按 ：今高考已結束，有關語文試題尤其是作文的討論，一如既往成為熱門話題。有閱卷老師甚 怎么學好語文，怎么教好語文
《 中國青報 》（ 06月19日冰點周刊）
陳平原
編者按
：今高考已結束，有關語文試題尤其是作文的討論，一如既往成為熱門話題。有閱卷老師甚至稱，“得作文者得語文，得語文者得高考”。這些熱烈的討論凸顯出語文教育的重要性。本報特刊發(fā)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與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的訪談，希望這樣的對話能夠給目前我國語文教育存在的問題把把脈、開開方。



“知道很多，體會很淺”，這是今天我們文學教育的一個通病
王旭明：最近幾我接觸了不少北大文學專業(yè)畢業(yè)的碩士、博士。讓我驚訝的是，他們基本上對很多作品都不了解，只會綜合各種評論后再自己評論。這么多碩士或博士，無論對于文學研究的某個現(xiàn)象，或社會某個現(xiàn)象，竟沒有自己獨立的真知灼見。你認為這種現(xiàn)象普遍嗎？
陳平原：去我在北大出版社的專著《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在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評論集《假如沒有文學史……》都涉及你談的這個問題。可以這么說，“知道很多，體會很淺”，這是今天我們文學教育的一個通病。我認為，這跟1903開始建立的一整套以“文學史”為中心的教學體系有關。以簡明扼要的“文學史教材”為中心，“多快好省”地進行“文學教育”，我開玩笑說，這更像是在學外國文學，只要求學生初步了解某一時代的作家、文類、風格、流派等，并不苛求對作品有深入體會。
今天中國的文學教育，過于強調“系統(tǒng)性”，在我看來，不無偏頗。其實，除了專家，普通人沒必要全面掌握豐富的“文學史”知識。一百多來，文學史作為一個知識體系，日漸精微，迅速膨脹。學者們不斷發(fā)掘新的作家作品，下一代人的文學史圖景，必定比上一代人更繁復、更龐雜。這么一來，必須精簡書目，有選擇地閱讀，否則，根本讀不過來，也讀不好。我再三強調，當老師的，應該允許學生有所“不懂”，且鼓勵他們說出自己真正“懂得”的。北大中文系出考卷，基本上不考偏題、怪題，而且可以選答，就是基于此設想。
王旭明：目前高校文學院比比皆是，北大現(xiàn)在還叫中文系，一直沒有改名是什么原因？
陳平原：都說要“跟國際接軌”，目前中國大學的“文學院”，絕大部分是原先的中文系“升級換代”成的；而這恰好跟國際主流的大學“不接軌”。香港中文大學的文學院有14個系，包括中文、英文、歷史、哲學、藝術、音樂、語言學、人類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等，這倒是跟歐美及日本的大學類似。我們單單是“文史哲”，還不是人家“文學院”的全部，就能分拆成文學院、哲學學院、歷史學院、藝術學院、考古文博學院等。為什么這么做？大概是這些大學擴張造成的，鳥槍換炮，“系”改“院”，面子上好看，也便于在學校爭資源。另外，“院長”叫起來好聽，比“系主任”響亮多了。在公眾場合，一般是先介紹院長、副院長，接下來才輪到系主任。好在北大沒有強求一律，校長說，你們若不覺得委屈，那依舊當系主任吧。在北大內部，校方將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與其他學院等同視之。北大中文系是百老系，格外珍惜自己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不想趕這個時髦。這么頑固地堅守，很多人預言我們兔子尾巴長不了，遲早會更弦易轍的。但也聽到不少叫好聲。幾個月前，我參加一場學術對話，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一見面就說，單憑你們不改文學院，就得敬一杯酒。
“眼學”與“耳學”之間，含英咀華與博覽群書之間，找到合適的度
王旭明：能否談談你的語文老師和你的中學語文課給你的影響？
陳平原：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的中學，初中階段沒課上，整天“鬧革命”；念高中時，碰上了鄧小平“右傾回潮”，總算認真讀了兩書。我是從插隊的山鄉(xiāng)跑去念書的，就近入學，進的是廣東潮安磷溪中學。教我們語文課的是金老師和魏老師，人都挺好，上課認真，對我很有幫助。但說實話，我的語文修養(yǎng)主要得益于家庭教育。父母都是語文教師，家里藏書比較多，使得我從小養(yǎng)成了讀書的習慣。插隊8，記得“耕讀傳家”這一古訓，沒有一日廢棄書本。
這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前不久，我在“紀念77、78級畢業(yè)30周論壇”上發(fā)現(xiàn)，好多人都有類似的經歷�；蛟S這是我們這代人的共同特點：缺少正規(guī)的基礎教育，知識結構上有明顯缺陷；好處是善于自學，不墨守成規(guī)，無論日后學什么專業(yè)，常有超出常軌的思考。還有一點，這代人不管學什么，普遍對語文有好感。因為，在鄉(xiāng)下的日子里，語文是可以自學的；甚至可以這么說，語文主要靠自學。
章太炎說過，他的學問主要靠自學，而且，得益于人生憂患。與別的專業(yè)不同，一個人的語文能力，與人生閱歷密切相關。這也是好多大作家沒念過或者沒念完大學，以及大學中文系不以培養(yǎng)作家為主要目標的原因。
王旭明：現(xiàn)在的語文課堂或語文老師，是否也應該從你說的這幾個方面來培養(yǎng)學生的興趣呢？
陳平原：無論老師還是學生，都希望找到讀書的訣竅，即花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效。可這一思路，明顯不適合語文教學。實際上，學語文沒什么捷徑可走，首先是有興趣，然后就是多讀書、肯思考、勤寫作，這樣，語文就一定能學好�！稏|坡志林》里提到，有人問歐陽修怎么寫文章，他說：“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見之。”這樣的大白話，是經驗之談。歐陽修、蘇東坡尚且找不到讀書作文的“訣竅”，我當然更是“無可奉告”了。據(jù)葉圣陶先生的長子葉至善稱，葉老從不給他們講授寫作方法，只要求多讀書；書讀多了，有感覺，于是落筆為文。文章寫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寫作能力逐漸提升。葉老這思路，跟歐陽修的說法很接近。
現(xiàn)在，不管中考還是高考，考生都會全力以赴認真復習。這個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惡補別的科目有用，惡補語文沒用。因為語文學習，主要靠平日長期積累。記得我參加高考，根本沒預備語文，只是復習數(shù)學。我想，今天的中學生，大概也是這個樣子。不是說語文不重要，而是語文無法突擊。語文教學的特點是慢熱、恒溫，不適合爆炒、猛煎，就像廣東人煲湯那樣，需要的是時間和耐心。從這個意義上講，語文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很容易。問題在于，心態(tài)要擺正，不能太急。
傳統(tǒng)教育與現(xiàn)代教育有很大差異，不說培養(yǎng)目標，也不說課程設計，就說教學方式吧。以詩文為例，過去主要靠自學，學生面對經典文本，仔細琢磨，百思不得其解，這才去請教；現(xiàn)在則以文學史或文學概論為教學中心，經典文本反而成了“配合演出”。學生省了上下求索的功夫，迅速獲得有關作家作品的“精彩結論”。一星期就知道《詩經》是怎么回事；再過一星期，《楚辭》也打發(fā)了。一下來，什么李白、杜甫，還有《西廂記》、《紅樓夢》，都能說出個一二三。這樣的教學，確實推進很快，可學生真的掌握了嗎？
晚清西學大潮中，章太炎對那時剛剛傳入的使用教科書的標準化教學很不以為然，稱：“制之惡者，期人速悟，而不尋其根柢，專重耳學，遺棄眼學，卒令學者所知，不能出于講義。”以課堂講授為主，學生必定注重“耳學”，養(yǎng)成“道聽途說”的學風。而傳統(tǒng)中國的書院教學，依靠師長的個人魅力，以及師生間的對話與交流，自學為主，注重的是“眼學”。在章太炎看來，前者整齊劃一，更適合于普及知識；后者因材施教，有可能深入研究。這種對傳統(tǒng)書院的理想化表述，有八杭州詁經精舍的獨特經歷做底，更因章太炎不滿于時人對新式學堂的利弊缺乏必要的反省。
當然，現(xiàn)代社會“知識大爆炸”，學生需要修習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講“四書五經”。不過，章太炎的話提醒我們：貪多求快，壓縮餅干式的教學，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讀書人一旦養(yǎng)成“道聽途說”的習慣，很難改過來。如何在含英咀華與博覽群書之間，找到合適的度，這值得從事教育的我們認真思考。
大學語文始終沒能挺直腰桿，這也就難怪中小學不太重視語文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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